对千子无意识或者有意识追求女权的举动,久世秀则报以了一种“积极中立”的态度。
之所以中立,是因为他发觉自己不懂女性对社会的需求,乱出主意反而会事与愿违,就好像行政大臣哈克一样。
但之所以积极,又是因为日本的女权运动天生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某些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将日本女权运动的衰落单纯归结于“平成废”、“低欲望族”,“打女拳再也无法通过男性进行变现”,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
日本的女权运动真正起于日本资本主义兴起之时,而在那之前,不管是飞鸟时代还是后来的“姬武士”,也不过是属于上流阶层的特殊笑话,是父权社会的附属产物,这个对日本历史有所了解的都应该看得出来。
而女权之所以能够起势,除了福泽谕吉在翻译西洋人权著作时给予了“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理论支持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下的纺织工厂并不拒绝女性劳动者,甚至相对男性而言更加欢迎女性。
既然女性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收入,那么拥有了力量之后,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女性对社会压迫的反抗。
而且因为此时日本女权的生力军是熟练工人的关系,她们天然具有左倾色彩,而且很快就从“反男性”这种低端的意识形态下走了出来,意识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才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比如岸田俊子这种女性社会学家就在著作中写过,所谓的女性问题同时也是男性问题,女权的本质应该是“在尊重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基础上解放女性思想,从而发挥女性对于社会的真正作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昭和时代,日本政府正式将反对女权纳入到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中,并且通过宣传“军国之母/妻”的手段,公然要求女性成为“贤妻良母”,培养出符合军国主义价值观的子女。
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日本的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起蹲大牢,再次证明了女权和社会主义的密不可分。
直至今日,日本议会中依然有直称女性为“生育工具”的议员,这帮老东西的思想基本都是来自于昭和时代的军国主义教育,没有什么新东西。
而麦克阿瑟太上皇虽然打仗废物了一点,但在对日本的改造方面,他倒是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按照西方民主标准,强制性地给了女性选举权。
但这种空中楼阁式的选举权对日本女性地位改善并无实质性帮助,不管是raa(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招募的“潘潘”,还是二战后通过的优生保护法(一部直接剥夺女性生育自主权的法律),都让女性的地位一降再降。
不过,当日本经济重新开始发展后,也就是50-80年代期间,日本女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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