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战之前,我们之所以和土耳其保持友好的关系,根本目的是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我们需要让土耳其封死俄罗斯在欧洲方向所有的援助通道。但是在未来,随着我们已经把疆域扩展到了外高加索,这个需求已经没了。土耳其的作用已经下降,那么继续维持这个同盟关系的理由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土耳其可以给帝国提供可观的帮助。”王储说道。
“然而,无论是土耳其苏丹还是帕夏们都不符合这个条件,苏丹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他就是一个腐朽的君王和宗教领袖的混合物。短视而又不听人的劝说,指望他完成这个目标无异于缘木求鱼。”
“出身自青年土耳其党的帕夏同样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虽然相对来说,他们比苏丹要强一些,但是归根到底,他们依然是旧贵族、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混合体。他们幻想通过一些制度上的微小变化就想强盛一个国家,他们对平民阶层依然是压制的。对于国内的其它民族和宗教信徒更是可以用敌视来形容,在大战期间,土耳其骑兵在两河流域的清洗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你我都知道,如果一个国家不是从下而上的觉醒的话,那么它是绝对难以成为一个强国的。”
“而凯末尔不一样,实际上,相对于他的那些同僚来说,凯末尔更接近于欧洲人,他的很多理念和我们相似。他致力于民众的福祉和觉醒,他拥有霹雳手段,但是同时也有包容,他的能力比其它人更强,而且拥有非常不错的威望。”
“当然,这只是我们选择他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于政府世俗化的坚定决心!他决定让宗教彻底和政府分离,建立世俗政府,而不是政教混杂的政府,这一点是其它人都没有的!他几乎已经把能改动的问题都改动了,也许除了军队特殊地位之外,他已经做到了最好。所以,如果我认为,为了这个最合适的盟友,我们应该付出一些代价并且给予适当的等待!”王储说道。
“我们可以给凯末尔一些时间,但是不代表我们不能在土耳其做一些布置啊。”谢林伯爵说道。
“这个等待也是需要的,因为,我们需要让土耳其的旧势力、民族主义势力在这场动乱中损失殆尽!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如果想要连根拔起的话,那么唯有战争,而在一切不好的东西都灰飞烟灭之后,新的国家建设才会更方便!”
“这场内乱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宗教高层,无论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他们都会损失惨重,这一点毋容置疑。而民众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同样也会损失惨重,所谓民族主义者的基础无非是两点,第一点是所谓的民族自尊和传承,以及上层人士或者野心家的鼓动。而另外一点就是底层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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