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跟上来,就偏头笑道:“唐州收税难易如何?”
“京西民风彪悍,税赋征收不易。”沈括摇摇头,“要是在两浙,半个月的时间至少能收上来九成。”
“也是两浙富庶,京西的收成本来就不算多,交的税却不比江南少多少,自然要难些……但有个七八成,也够抵上朝廷要的数目了
。”
“说得也是。”沈括点了点头,“能收的都收了,剩下的就算再催逼,也不一定能收得回来,弄得百姓卖儿卖女就不好了。”
“将下面的胥吏管束住,收满足额也不是难事。”韩冈说道。
“如何管得住?”沈括叹了一声,韩冈说得根本是废话,“重禄法也只让他们的手伸得短了一点而已。”
大宋的国策是虚外守中,除了边州,禁军兵力都集中在京畿,外路为数寥寥。而在经济上也是如此,除了边州以外,国内各路的每一个州县在留足了一定的积存后,剩下的税入都要上交朝廷。上缴的税入,额度基本上都是确定的,但这个额度并不是征收的数目。
夏秋完税之日,官府从百姓手上收钱,从来都没人能指望可以百分之百的完成,预定征收的税额远比实际需要要大得多。一般来说,能征收到七八成就能有足够上缴朝廷的数目,以及补完州县一年来消耗的仓储。至于多下来的,也不可能私分掉,照样要运回京城。上交的多,就能为当地守臣换回一个优良的考绩,以及一个干才的评价——可要是在征收的过程中,闹出了乱子来,亲民官们就那就别指望能有好结果了。故而能收个七七八八,剩下的欠账着人去慢慢督促就是了,官员们一般都不会逼得太紧。
但并不是说这个时代的官府治政有多宽松温和,实际情况正相反,只是把住了不让百姓造反的底线而已。在田赋丁税之外,还有折变、支移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这些钱素无定额,全凭税吏们的一张嘴。使得百姓们最终交到税吏们手上的钱粮,许多时候都能涨个五成六成,甚至一倍、两倍。这些钱,则是可以私分的。交一部分给朝廷做个样子,剩下的大头则是官员、胥吏各自分肥,这早已成了世间通行的规则,也仅有少数官员能够做到清廉二字。
说起来,如果当真按着税额来征收,将苛捐杂税一概罢去,倒不见得会有几人逃税。王安石当年提议变法的时候,在一系列的奏章中都提及了此事,谓此乃致乱之源。因此之后颁行于世的新法,对中等以下的贫民多有倾斜——免役法向五等户征收的免行钱也不算很多——但朝廷收入上的损失和增加的部分,则是让富人承担了去,得到的骂声比以前更多,就是良民为盗的可能性却小了不少,不复仁宗后期,欧阳修在奏章中所说‘一伙多过一伙’的盗贼遍地的情况。
收税的事,韩冈说说也就算了,也就暗叹了一声。时代的风气不是他一个都转运使能扭转得过来的,就是他面前的沈括,虽说不上贪腐,但一般的灰色收入也不会清高的放弃。
但只要襄汉漕运能就此打通,到了那时候,漕运沿线自然会繁华起来,此地百姓们的生活当会比眼下要过得好上一些……如此,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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