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在与洪承畴的奏对时曾经明确的指出:宁锦大军守的并非是辽东,而是辽西走廊而毛文龙在辽东半岛建立的几个据点,只是骚扰牵制清军的敌后战场,而不是大明抵挡建虏的入寇的防线,其作用微乎其微。
天启元年辽沈之战,建虏接连攻克沈阳、辽阳,大明在辽西以北的要塞只剩下广宁一处。
天启二年的广宁之战,辽东巡抚王化贞花费巨额粮饷组建的六万新军,在与建虏的交战中稍触既溃,而接任的熊廷弼更是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带着数十万辽东军民撤入山海关内,将整个辽西走廊上修建的堡垒要塞全部放弃,单从这一点上看,熊廷弼死不足惜。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建州旗尚处于草创阶段,整个建州的实力并不很强大,努尔哈赤还要率领部下征讨与建州相邻的各个部落,掳掠人口物资,以此扩大势力,既无力也无心占据整个辽西走廊,更没有想打进山海关与大明争雄的野心。所以在接连取得对明军的胜利后,野猪皮只是下令将辽西走廊上明军修建的堡垒全部拆除,把那些砖石木材分批次搬回了沈阳等地,留下来的那些没来得及撤走的百姓也成了建虏的包衣奴隶,辽西走廊暂时成了真空地带。
广宁之战后毛文龙部对建虏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骚扰举动,也在辽东半岛南端建立了几个据点,但这种隔靴搔痒的举动并不足以威胁到建州攻略大明的军事行动,辽西方向的防御仍然是重中之重。
至于蓟镇方向,因为建州还没有实力大举侵略科尔沁、插汉等蒙古部落,这些蒙古人可以暂时作为应对建州入侵的屏障,还不用担心旗从崇山峻岭中杀到京师。
当时朝中孙承宗和王在晋作为熟悉辽东边事的文臣,曾经提出过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孙承宗主张加强纵深防御,重建辽西走廊多建防御型的堡垒营寨,然后在营堡中驻扎合适的兵员,有敌时守御,无敌时屯田,营堡之间互相支援,将防线推向更远的地方。
此举与北宋范仲淹经略西北时对西夏采取的策略大体一致,目的就是用钱堆死体量极小的建州,一步步的把堡垒建到建虏境内去。但唯一不同的是,大宋当年太有钱了,而大明财政已经逐渐枯竭。
这一方案虽然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拥护,但细算下来,耗费的钱粮太过惊人,对于本已日渐枯竭的太仓来说实在难以承受。
而王在晋主张收缩防御,在山海关外建一重城巩固山海关假如建虏来袭,双方开战,山海关不开关,关外守军就只能死战到底。
这个方案的最大好处是能节省大笔开支,朝廷的负担会大大减轻,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建州强大起来,将战线推到山海关附近,那京师就别想安稳了,守关的将卒怕是要枕戈待旦了。
另外就是,这个方案有画蛇添足之意。
山海关本来就是险关,守护的兵员也十分充足,还要画蛇添足在关门外再修个大城有什么用处?
经过天启与朝臣的商议,最后孙承宗的方案最终胜出,而王在晋则被打发到了南京养老。
孙承宗的方案之所以能获得大多数重臣及皇帝的认可,原因不外乎几方面:第一,收复失地占着大义的名分,现在既然没了开疆拓土的文臣武将,那把丢掉的土地收回来该没问题吧?
第二,与建州的战场推得离京师越远,皇帝和朝臣们就觉得越安全,眼不见为净就是这个道理而王在晋的方案给不了皇帝足够的安全感。
第三,建州的野猪皮并未趁胜进占辽西走廊,这让朝野上下产生了轻敌的心态,认为建州并不具备和大明掰手腕的实力,只要加强防御,建虏一辈子也打不到北京。
至于需要巨额钱粮的问题,那就加征辽饷好了。于是每年六百万两以上的辽饷诞生了,结果就是最后大明财政破产而灭国。
综合考量之后,孙承宗的方案更符合朝野各方利益,也更为积极一些,所以胜出也就是必然的其后果就是在之后的天启七年的丁卯之役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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