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五代的赵宋基本盘在中原和关中地区,北伐燕云失败,兼夏人立国后的持续战争,使得失去山川之险离边境过近的核心地带常年受到夏、辽两国严重威胁。
为此,赵宋不得不在西、北两面常年驻守重兵,甚至不惜改黄河之流向,也要以水阻敌。
屯兵是要耗费钱粮的,而且需要巨量的钱粮。
传统的中原和关中产粮重地却因为御敌的需要,大量修建堰塘、烽堡等设施,加上水土流失,黄河泛滥等原因,农业基础持续衰退,根本不能满足屯兵所需。
如此一来,这些钱粮就只能来自江南、蜀地等大宋立国后的“新征服地区”。
百余年以来,赵宋不断在江南地区吸血,国家的重心却始终在西、北两面,由此积累了深重的社会矛盾。
赵宋自仁宗朝就开始的“党争”,其实根本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党”,自始至终都是利益之争。
表面是“新党”与“旧党”之争,深层次却是“南党”与“北党”对朝政话语权的争夺。
一方面是通过党争胜利,江南各地出身的士子占据了朝堂越来越多的位置;另一方面则是压榨江南以补西、北的基本国策百余年未变,且愈来愈烈。
面对这种矛盾,江南的地主士绅阶层越来越不满足现状,要么争取赋税上削减,要么进一步增加朝堂话语权。
或者,二者兼得。
因此,以“申天讨,诛朱勔”为旗帜,旨在实现江南独立的方腊叛乱行动,并未遭到两浙路地主阶层的对抗。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默许、掩护方腊的胡搞,借此发出“江南的声音”。
不然的话,两浙路各州县的官兵就算再孱弱,随便来几家大地主毁家纾难,拿出部分钱财招募民壮,还能让刚刚起事的贼人进展这么顺利?
两浙地主阶层虽然默许方腊的叛乱,但也同样不看好这个土包子的前景,或者说,方腊本来就是被他们利用来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猴子。
方腊建立政权,设官置吏后,自然也下过“求贤令”,但根本就没有些精英人才投靠,这些人全在看戏。
不仅是看戏,还是冷脸看戏,连鼓掌喝彩都欠奉。
就在五天前,西路军王寅遣休宁籍部将俞道安攻破休宁县城。
守城不退的知休宁县事麴嗣复被俘后一直大骂“反贼”,只求速死。
麴嗣复是两浙地区少有的“好官”,其人为政清廉,到任休宁后,做了不少实事,就连方腊也知道他的名声,要求俞道安务必劝降此人。
对贼军的劝降,麴嗣复不为动摇,反要招安俞道安。
“麴某食朝廷俸禄,落入反贼之手,有死而已。老夫倒要劝你们一句——自古谋反岂能长久?你等当去逆从顺,归附朝廷,怎么反逼我从贼呢?”
俞道安也不为之恼,见招拆招。
“官府逼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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