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关心赵桓的心理健康问题。
结束京东路之行进入河北路后,正乾皇帝就不顾赵宋皇太子想要继续追随的苦苦哀求,直接派人将他送回了东京城。
赵桓的回归,既让大宋教主道君皇帝感受到自己皇位随时不保的压力,也给了其人解开河东路死结的机会。
之前,面对朝野舆论和折可求、种师道、杨惟忠、姚古等军头请战的压力,赵佶点头同意了派军救援太原府。
但其人又害怕出兵救援会召来徐泽的报复,只能以筹备钱粮调动军队需要时间不可莽撞为由,拖住出征日期。
其实,教主道君皇帝扯的这个理由并不完全算是借口。
打仗是死生大事,必须慎重对待,确实慌不得。
宋军以往数次针对同军的战争行动遭受失败,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准备不足仓促上阵,始终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就算情况再紧急,也不可能诏令一下数十万大军就能立即开赴前线。
朝廷筹集奖赏钱粮、军队调整战备状态、发放钱财进行开拔动员等等,都需要时间。
以大宋王朝的动员机制和军队的战备状态,这种级别的大战动员再快也做不到一个月内完成。
所以,教主道君皇帝的这个借口是站得住脚的,并算是耍赖。
好在昊天玉皇上帝再次显圣,“拖”字诀起了作用。
再三确认了徐泽确实离开京东路后,赵佶才召集文武重臣,重新部署开封府防务和派兵支援太原府之事。
可供参考的情报太少,大宋君臣讨论来讨论去,也搞不懂徐泽在河北和京东路浪荡了个把月,却要在这个时候返回燕京的原因。
但要想救援太原府,并借河东路的有利地形打一个翻身仗,眼前就是最好的时机。
若是拖到太原府陷落,大同在河东路站稳了脚跟,大宋就只能被动等待同军南下了。
十一月一十六日,教主道君皇帝下诏,明确太原府、隆德府和平阳府对于大宋帝国的重要性,以示朝廷坚决守住河东路绝不退缩之意。
并加封三府官员的职位,以褒奖他们危难之时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兵马抵抗侵略的积极性。
为解太原府之围,大宋朝廷决定派出三路大军北上,其中:
以奉宁军承宣使种师中(种师道之弟)为河东路制置副使,统帅五万兵马,部署在东线,为大军主力,由怀州经太行陉北上,进入辽州榆社县,直击太原府榆次县。
命临江军承宣使熙河经略使姚古率三万兵马,部署在中线,由闻喜县进入绛州,经平阳府北上,进入汾州平遥县,直击太原府太谷县,以策应种师中。
命奉国军承宣使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刘延庆之子)率两万人,部属在西线,由永兴军路绥德军经吴堡寨,过石州,进入汾州西河县,直击太原府文水县。
三路大军互为支援,约定十二月初五日同时发起进攻。
这一战的最低战略目标是解太原府之围,如果能将同军赶出河东路那就更好。
但无论赵佶,还是要坚持出兵的种师道、杨惟忠、姚古等人都明白,这一战的核心还是以战促和,不求真能收回失土,只求能够让大同重新审视大宋的力量和决心就行。
为了满足军头们打赢这一仗的要求,教主道君皇帝做出了极大的让步。
其人不仅没有再派出为人诟病的文臣或宦官掌军,直接以种师中为都统制,以姚古、刘光世、折可求为统制,彻底放开掣肘,还准许统兵大将们调动使用已经进入辽州、威胜军和汾州的各地救援兵马。
如此一来,三路援军总兵力超过了十六万,在山道难行的河东路,这已经是宋军能够调动且展开的极限力量了。
若是还打不赢,那就真不能赖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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