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七年(公元974年),继承后周开拓之势的大宋确定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先后攻灭了荆南、湖南、后蜀等国,又出动大军攻打已经自降封号的南唐。
宋军兵围金陵城,唐军负隅顽抗,大宋太祖皇帝赵匡胤下诏,命南唐后主李煜来汴京朝见自己,实际就是劝降。
李煜担心一去不复返,不敢奉诏,乃遣其国吏部尚书徐铉入朝。
徐铉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
出身军汉的赵匡胤却不愿跟弱者继续磨磨唧唧,直截了当地挑明了自己的目的。
“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
自此之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便成了强者肆意欺凌的弱者的绝佳借口。
一百五十多年后,由宋臣造反起家的徐泽北伐灭辽,坐拥京东和燕云,又全取两河,并力压金、夏、高丽、日本等国,成为当世最强之国。
只要稍微懂点历史的人,就能明白立国后一直在飞速扩张的大同帝国肯定不会放弃“天下一家”的努力,其下步目标必然是软弱无能屡屡割地求和的大宋。
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大宋王朝成为大同帝国“卧榻之侧”的“酣睡者”。
危机感极强的教主道君皇帝最是清楚自己的处境,并且未雨绸缪,早几年前便启动了迁都计划,却因臣子们不愿放弃切身利益而一再受阻。
之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赵佶不愧为赵氏子孙,对太祖皇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句话的理解远超他人。
只不过,大同帝国的动作比赵宋君臣预料的还要快还要急。
宣和七年正月,刚刚全取河东和河北,尚未完全消化这两地的大同帝国便传出了大规模扩军的消息。
自徐泽公开造反后,宋军在战场上一败再败,赵宋朝廷只能反复割地赔款,试图喂饱徐泽以求喘息之机。
事实证明,割肉饲虎只会让老虎更加贪婪。
幻想两国和平相处的赵宋臣子被这一计响亮耳光打醒后,总算意识到教主道君皇帝的先见之明,同意迁都,却又在具体方案上扯皮。
两个月后,大同帝国借口护航南粮北运,出动海军攻占赵宋通州崇明镇,封锁长江入海口。
惊获此消息,教主道君皇帝赵佶当即抛下了屡屡拖其后腿的朝廷,带着御营匆匆逃到陪都临安城,由此引发了东京百姓大逃亡。
经历此乱后,聚天下之财而兴盛的东京市场迅速萧条下来。
百姓生活质量急剧衰退,加之守备兵力大减,很多人盼着同军赶紧南下轻取这座七朝古都,以早日结束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为了在“即将爆发”的开封府大战中博取富贵,张三、李四等人阴谋蓄养亡命之徒,却因错误判断大同攻宋之战的时机而耗尽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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