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宋君臣来说,宣和七年是个极其屈辱的年份。
这一年,朝廷迫于大同帝国的兵威,放弃了立国后就一直没变的都城东京开封城,迁至临安以避敌锋芒。
而敌人却没有就此收手,反而步步紧逼,不断制造事端,却又不真开打,而是以这种大战随时来临的压抑氛围一再摧残大宋君臣脆弱的神经。
所谓物极必反,当孔氏败类孔端操公然背反朝廷,又欲献媚正乾皇帝而撰文《孔子改制考》后,压抑了一整年的士大夫们终于爆发了。
从声讨孔端操的无耻行径为天下诫,到攻击异端曲解圣教教旨枉称儒,再到映射扶持异端的大同帝国不尊圣人必会败亡。
士大夫们在自己熟悉的战场上恣意纵横,因维护圣教纯洁的崇高使命感而陷入亢奋状态,似乎如此便能战胜不可一世的大同帝国一般。
而大同朝廷仿佛自知浅薄,闷头整治刚刚入手的袭庆府,一直没有正面应战。
如此一来,又让初战告捷的士大夫们更加兴奋。
尤其是仙源县孔府“狗血案”的传言流进大宋后,正派人士更是弹冠相庆,并行文记述此事,以此证明辱没圣教者纵使躲到敌国,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至于这些诗词文章流传后世,会不会损害圣人的名声,则完全不用考虑。
孔子是儒家的圣人,只有真儒才有资格祭祀圣人,沦为异端走狗的孔端操虽然姓孔,却与圣人没有半点关系。
这样的狗贼不仅要骂,还要狠狠地骂。
人间自有正道,焉知文弱书生就不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灭人之国?
今日能骂翻孔端操这狗贼,他日也能骂垮不得人心的伪同!
时间就在这种诡异的氛围中悄然来到十二月中旬,之前出使大同的中书侍郎白时中被敌国赶了回来,并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大同正乾皇帝亲率大军南下,并发布《讨宋檄文》,明确表达了就要教训大宋。
大梦正酣者被这个消息惊醒,真刀真枪的战场上,再能辩经的“真儒”也抵不过一字不识的粗鄙武夫一刀。
惊醒过来的“真儒”们赶紧将注意力投向《讨宋檄文》,希望借此找到大同的破绽,或者说从中寻求活命的机会。
这篇檄文仅仅数百字,先是以较大的篇幅历数赵宋昏君赵佶登基以来,开党争、用小人、兴土木、装神鬼,为一己之私而罔顾天下苍生的种种荒唐行为。
顺便回顾正乾皇帝至梁山救民水火、行辽国示警天下、平夷乱安定蜀地,降李子义、灭方腊解救天下苍生、复燕云还华夏河山等丰功伟绩。
以二者强烈的对比,论证徐泽立国称帝乃是顺天应人形势必然。
而以事实说话,立国仅仅四年的大同帝国内则政通人和,百业兴盛,外则北灭宿敌、威服强金、西降顽夏、东主高丽和日本,国势之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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