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门外汉来说,指挥打仗就是一门玄学。
处于玄之又玄的战局之中,能够准确判断下一场战斗将于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打响的人,都有资格在战争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而能够准确预判敌人的预判,并合理利用手中兵马打得敌人无力招架者,都当得起“名将”之称。
可在真实的战争中,能准确预测敌军行动的将领却少之又少,每一个都是稀缺资源。
不少人因为误判战争形势而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更多的时候则是相互误判而乱打一通,最终的的胜负只取决于双方的“误判率”对比。
严格地讲,大宋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苏迟并不算是门外汉。
其人虽是文官,却因守土有责,对同宋两军的很多战例都有深入研究。
苏迟非常清楚同强宋弱的客观事实,早就预料到只要同军进攻濮州守军必然溃败,也明白济州照样挡不住同军的全力进攻。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以及同军几年内数次南下都是直接威胁开封府的事实,其人之前才会将兵力收缩于有洸水可守的济州任城。
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发挥麾下兵马的最大效能——不求歼敌获胜,只求有效牵制同军兵力,以尽量给朝廷大军争取宝贵的时间。
本就相差天壤的军力,加上错误的布局,注定了宋军这一战极度不利的局面。
大战开始后,濮州不战而降,郓城土豪晁盖又跟着造反,济州门户大开,苏迟之前的布局出现了巨大漏洞。
而此时巨野县城中的兵力却不到三千人,其人只能命范琼急速回防。
勉强知己知彼的苏迟之所以会误判战争形势,在于没有搞懂同军此战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方向,错误地把濮州作为同军南下的侧翼战场,而不是主攻方向。
在其人看来,大同以“讨宋”为由出兵,最优的出兵路线不在京东西路,而在京西北路。
此时黄河正处于封冻期,战力远胜宋军的同军完全可以经怀州强跨黄河,然后一路凿穿郑州、颍昌和汝州,攻入南阳府,逼迫大宋朝廷再次签订城下之盟。
朝廷虽然在郑州东、西两面的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部署有重兵,但靠这些软脚蟹守住城池都够呛,就算冒险出城了,也没办法对同军后路构成实质性威胁。
以同宋两军的战力差距,这一穿凿战术不仅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极大,也符合同军集中兵力直指要害的用兵惯例。
大同最多也就是在开德府部署一支偏师,牵制开封府方向的宋军,以掩护主力快速南下。
只要能成功逼迫大宋朝廷投降,割地赔款还不是要多简单就有多简单。
如此形势下,敌军根本用不着在远离南阳府的京东西路浪费时间。
而大宋要应对的,就是不吃同军声东击西这一套,老老实实集结重兵于京西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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