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京东西路燃起战火之后,大同帝国又出兵进犯大宋京西北路滑州进而威胁开封府,同宋两国之间的战争规模进一步升级。
大战将起之时,东京城中的禁军士卒却还在借口闹饷威胁主帅,为避免激化矛盾引发兵变等不可预测的后果,东京留守王黼急招都统制刘延庆回城统军应战。
不消王黼亲自吩咐,刘延庆回到城中后,就立即出面妥善处理好了禁军士卒闹饷的问题。
不管是守,是逃,还是降,大战来临之前东京城中的社会秩序都绝对不能乱,这点算是王黼和刘延庆二人唯一的共识。
除此之外,两人相互防范,再难统一意见。
实际上,经过这次逼战和闹饷事件后,王、刘二人已经正式撕破了脸皮。
王黼身为文官帅臣,天然就凌驾于武将之上,又长期居于朝中,与人争斗的经验极为丰富,即便铁了心要投降大同,也要尽量做得滴水不漏。
其人深知战乱不比平日,官威不如兵权,乃牢牢掌控京营人马调动权,以防范刘延庆狗急跳墙发动兵变,并向临安朝廷上书,弹劾刘延庆纵兵闹饷图谋不轨。
而刘延庆也不是一般军头,自不会闷声不吭背下这口黑锅。
其人也向朝廷上了书,弹劾王黼守御东京的种种诡异行为。
王黼极为狡诈,行事滑不溜秋,让人无从抓住其把柄。
刘延庆虽然一直怀疑王黼会投降大同,却也没有真凭实据。
而且,大宋武将不受文官帅臣节制,还敢告刁状,乃是大忌。
但两人已经撕破脸,就算刘延庆忍辱负重,也别想在王黼这里讨不到半点好,索性就将事情闹得更大一些,彻底与其划清界限。
别管有没有王黼投敌的罪证,先泼了脏水再说。
待日后这厮真的投降了大同,凭借这份“政治敏感性和坚定性”,就能抵消刘延庆自己弃城逃跑的罪责。
操作得好的话,还能将自己打造成与叛国贼做坚决斗争的勇士,并借此获得新君的赏识,从而东山再起。
其人还以全力应战为名搬进了军营吃住,无事不出营,有事也只以公文来往,坚决不给王黼发难的机会。
大战将起,东京留守司文武官员不仅不能精诚团结共抗强敌,反而因彼此之间的严重不信任而搞起了对立,还向朝廷告起了御状,将丑事闹得人尽皆知。
收到王黼、刘延庆二人的上书,刚刚拥立新君的临安朝廷官员如同嗅到了鲜血的蚊蝇,立即兴奋起来,纷纷就此事上书言事。
先是有人就事论事,弹劾刘延庆骄纵跋扈不受节制,必须严惩;
又指责王黼驭下无术,连一个军头都收拾不了,愧为三师重臣。
此论貌似各打五十大板,看起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实际却是意有所指,绝不是为了和稀泥息事宁人。
果不其然,很快就有官员接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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