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齐侯的车驾继续东行赶赴东莱。蔡吉本人则在路途上一面处理公务,一面抽空研读《太平经》,当然是以红卷的《太平清领道》为主。绿卷的《太平要术》改编自《庄子》,与其看其中的鬼神之说还不如读原版的《庄子》。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蔡吉之前看过的墨家经典《墨子》,《太平清领道》在思想上要浅显得多。像是作为墨家精髓的墨辩逻辑就完全没有被提及。并且书中涉及丹药、机关术的内容,既不多也不深奥,主要是隔空抓鬼、滚油洗手之类教太平道教徒如何用丹药和机关术装神弄鬼的把戏。但这并不表示《太平清领道》对蔡吉就没启发,相反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墨家对政治、经济、民生、军事的主张及具体实施方法
其中最让蔡吉感兴趣的莫过于墨家对“义”和“利”的理解。话说儒、墨两家都提倡‘义‘。但儒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事实上,自孟子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起,后世儒者便以言利为大戒。董仲舒更是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于是儒者一切行为,专问动机,不问结果,弄得道德标准和生活实际距离日远,进而成为儒家学说一大流弊。
反观墨子直言“利,义也”,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认为道德和实利不能相离,利不利就是善不善的标准。当儒者还在以“小人”、“君子”的立场来争辩制度的优劣。墨者已务实地宣布,“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于利”、“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
墨家的这种实利主义,可以说甚合蔡吉的脾胃。在她看来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总摆脱不了儒家小人君子之争的制肘。所谓的清流时常以道德大棒绑架朝廷政策。可事实上衡量一个政策优劣的标准是其是否利国利民,而非制定者、实施者的私德。相反那种以私德攻击政敌的作风才叫小人行径。而一但解除了儒家有关“义”与“利”的对立,重商重工也就都有了理论基础。
此外墨家在民生与经济上也颇有特色。不同于善于“开源”的法家,墨家的原则是“节用”。特别是在政府开支上,墨家主张“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认为君王不该做“加费不加利于民”的事。
而这种节用的原则还体现在对人力与时间的珍惜上。墨家认为儒教的丧礼。君父母妻长子死了,都服丧三年。伯叔兄弟庶子死了,都服丧一年。其余族人亲戚,五月三月不等。这样,人生在世几十年,服丧的日子倒占了大半。还有什么时间去工作学习呢所以墨家对丧葬的态度是“节葬”。而这一点倒是与曹操的薄葬不谋而合。当然来自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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